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情况通报

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情况通报

作者：佚名　发布时间：2006-04-25　来源：中国银监会

中国银监会部署的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，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，案件防范和查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。一是查防案件意识有所提高。总体上看，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高度重视，主要领导负责，成立组织机构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学习贯彻操作风险“13条”意见，开展法律法规、风险知识、案件防范等培训教育，分析研究案件形势，提高了认识，增强了查防工作的主动性。二是自查发现案件数量明显上升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普遍对存款、贷款、会计、投融资、中间业务、计算机、安全保卫等方面业务进行了自查，共查出违规问题和风险隐患24万个,发现违法违规案件453件，案件自查发现率达到74%。全国成功堵截刑事案件21件，堵截成功率33.8%。今年2月23日，辽宁省沈阳市联社认真执行轮岗交流制度，及时发现千万元票据贴现大案，并采取有效措施，全额挽回了资金损失。三是内控制度体系初步建立。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清理各类规章制度33,264个，修改完善14,798个，废止4,667个，新建9,317个，初步建立了内控制度体系。四是责任追究力度加大。共追究各类案件、违规责任人32,364人，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02人，追究领导责任3,163人，党纪政纪处分4,834人，经济处罚24,165人,处罚金额672万元。
　　虽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，但是，案件形势仍然十分严峻。一是工作进展不平衡。甘肃、广西、新疆等省（区）的一些机构组织不够有力，排查不够深入；二是案件高发势头不减。2005年有10个省发案超过20件，今年以来，又陆续发生28件，涉案金额2亿元，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14件，诈骗案件5件，抢劫案件2件，携款潜逃案件5件，信用站案件6件。云南省在两个月内连续发生6件，河北省今年已发生5件。省级联社大都已经成立，随着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，以及贷款五级分类、清理代办站等工作的陆续展开，会集中发现一批潜伏案件，今年可能出现案件高峰。三是基层违法违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从发现的613个案件和大量违规问题看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现象相当普遍。四是责任追究不力。原上海市奉贤区联社1.13亿元特大贷款诈骗案，主要涉案人员仅仅给予开除留用两年、记大过处分或免职处理，相关责任人至今尚未追究责任。河北、山西、新疆等省（区）对一些重大案件责任人处理偏轻，惩戒和警示效果不佳。
　　去年全国共发现各类案件613件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48.2%，比上年增加214件，涉案金额16亿元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9.1%。其中违法违规案件551件，涉案金额11亿元；诈骗、抢劫、盗窃、涉枪等刑事案件62件，涉案金额5亿元，形成风险资金4亿元,刑事案件造成20人死亡，5人致伤。
　　一、案件的基本特点
（一）农村信用社案件数量居高不下，农商行和农合行新改制机构也陆续发生案件。去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共发现案件595件，比上年增加201件，涉案金额14亿元，同比减少2亿元,其中陈案358件，占60.2%，新案237件，占39.8%。
　　农村商业银行共发现案件11件，比上年增加6件，涉案金额2亿元，同比减少6亿元。其中陈案9件，占81.8%，新案2件，占18.2%。江苏农商行发生6件，上海4件，北京1件。
　　农村合作银行共发现案件7件，涉案金额1,065万元。其中陈案5件，占71.4%，新案2件，占28.6%。浙江农合行发生案件3件，山东2件，安徽和贵州各1件。
　　（二）案发省份比较集中，重大案件较为普遍。据统计，全年发案数量较多的前10个省（市、区）共发生案件400件，占全国案件总数的65.2%。其中，湖南98件，比上年增加65件；安徽59件，增加45件；江苏51件，增加14件；重庆47件，增加27件；江西33件，增加19件；湖北31件，增加11件；四川31件，减少3件；新疆28件，增加15件；内蒙古26件，增加5件；黑龙江21件，增加8件。涉案金额较多的10个省（市、区）共涉及资金13亿元，占全国涉案金额的79.6%。其中涉案金额上亿元并同比增加的省份有：山西、江苏、湖南和重庆。
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发生百万元以上重大案件151件，同比增加54件，涉案金额14亿元，同比减少7亿元。全国除青海、甘肃、广西外，其余27个省（区、市）均发生了百万元以上案件，其中江苏21件，重庆18件，江西、湖南各11件，四川10件，安徽、吉林各9件，黑龙江、山东各7件，广东6件。山西、湖南省和上海市均发生了亿元以上的特大案件。
　　（三）重要业务岗位案件多，基层机构负责人作案问题突出。2005年，发生在会计、出纳、信贷、储蓄四个岗位的案件达407件，涉案金额7亿元，分别占违法违规案件总数和涉案金额的73.8%和47.4%。浙江省余姚农村合作银行洪山分理处营业员傅峥嵘，采取收取现金不入账、伪造现金缴款单等手段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直接挪用库存现金587万元。湖南、安徽、新疆、重庆、四川、江西、广东、内蒙古、福建和河南等省（市、区）会计等重要岗位人员案件比较多。一些基层营业网点负责人权力过大，缺乏有效监督制约，基层负责人作案达98件，占违法违规案件总数的17.8%，涉案金额6亿元，占违法违规案件涉案总额的35.9%。辽宁省灯塔市里仁农村信用社主任苏远征，截留存、贷款693万元，并携款87万元潜逃。重庆、江西、安徽、山东、山西和黑龙江等省（市）基层机构负责人作案问题比较突出。
　　（四）诈骗贷款风险巨大，携款潜逃案件增多。在部分省（市、区）屡屡发生关联企业互保骗贷、虚假贴现，以及内外勾结诈骗贷款案件，诈骗金额和损失金额巨大。2005年，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发生诈骗案件31件，占各类刑事案件的50%，涉案金额5亿元,已形成风险金额4亿元。上海奉贤联社、湖南岳阳楼区联社贷款诈骗案件，涉案金额均超过亿元。由于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不断深入，外部监管力度加大，对违法违规人员形成高压态势，一些潜伏案件无法掩盖下去，伺机携款潜逃。2005年发生携款潜逃案件27件，比上年增加7件。其中广东、湖南两省各发生7件。
　　（五）账外经营案件在一些地区具有普遍性，信用代办站成为案件高发部位。2005年共发现高息揽存、账外经营案件9件，涉案金额7亿元。其中山西省浮山县北王农村信用社最为典型，涉案金额近3亿元，支付风险十分严重。这类案件多发生在个体私营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，一旦案发，严重损害农村信用社的社会声誉，影响当地金融和社会稳定。农村信用站代办员作案问题十分突出，据湖南省联社调查，80%的信用代办站都有违规问题；河北省联社在撤消农村信用代办站过程中，发现多起重大案件。2005年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查出代办员作案的案件28起，其中多数是冒名、假名贷款，还有相当一部分用假存单、假印章办理存贷款挪作他用。
（六）赌博、购买彩票案件频发，经商办企业案件抬头。2005年共发生赌博、购买彩票案件69件，其中湖南发生涉及赌博案件9件、广东和重庆各6件、湖北5件。挪用资金经商办企业案件73件，占违法违规案件总数的25.7%，吉林省四平市城区联社主任闫世良及郑会东等4个基层信用社主任采取挪用拆入资金、红字冲减储蓄存款和直接提取现金等手段，挪用、侵占资金累计1亿多元，主要用于经商办企业。
　　二、案发的主要原因
　　一是员工队伍素质低，风险意识淡漠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其它商业银行相比，员工文化、业务素质低，法律意识、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淡漠，尤其少数员工思想道德素质差，经受不住金钱、物欲的诱惑，染上赌博、嫖娼、吸毒等恶习，或从事经商、炒股、买彩票等活动，侥幸和投机心理严重，一旦深陷其中，就会铤而走险，违法违规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窖农村信用社储蓄员杨月仙，经常参与赌博活动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采取盗用储户密码、骗取授权等手段，侵占储户存款277万元。
　　二是规章制度不完善，落实执行效果差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，理事会、管理层和监督机构不能有效制约，理（董）事长“一长独大”；内控制度不健全，不能覆盖所有风险点。在制度执行上缺乏严肃性，对违规、越权、逆程序操作习以为常，特别是交流、轮岗、回避和休假等制度不能严格落实，规章制度形同虚设。吉林省德惠市大房身农村信用社主任吕风民、副主任陈传杰和孙喜峰等8人，违规发放贷款，互相之间早就发现有违规问题，但长期隐瞒，最后形成窝案，违规发放贷款1572笔，金额786万元。
　　三是业务流程不严密，重点环节失控。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建立了各项业务操作流程，但存在诸多缺陷，如会计、出纳、储蓄业务前、中、后台程序不明确，贷款“三查”、审贷分离制度职责边界不清晰等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，一人多岗、“一手清”现象很普遍。特别是授权卡、印鉴密押、空白凭证、金库尾箱、查询对账等关键业务环节控制不严密，造成案件频发。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联社领导直接操办某企业贷款，信贷员唯领导是从，“三查”走过场，致使该企业以虚假投资项目、虚假财务报表和验资报告骗取贷款1亿元。上海奉贤联社贷款权限3000万元，为逃避上级联社贷款审核，化整为零向某企业连续发放四笔金额均为2900万元贷款，造成信用社1.13亿元资金被骗。
　　四是稽核审计薄弱，自我纠错能力低。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稽核工作重视不够，机构设置缺乏独立性，稽核方式陈旧、手段落后，对案件高发机构、高风险业务、易发案件部位检查不够，加之稽核人员责任心不强，检查不深不透，自我纠错能力低，许多案件应发现而未能及时发现，潜伏期延长，损失增加。湖北省安陆市阜成农村信用社主任隗远照挪用资金案,从1992年开始作案，挪用客户资金达303笔，涉案金额658万元，作案长达13年，期间经过多次检查，竟没有发现疑点或线索，以致酿成重大案件。
　　五是外部监管不到位，监督管理力度不够。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管理不够规范，管理方式陈旧单一，措施手段不够得力，对基层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，行业管理效力较差。有的监管部门缺乏分类监管、差别监管工作安排，对风险突出、问题较多和案件高发的业务、机构现场检查频率低、指导督促不力，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。
　　六是责任追究不严肃，惩治效果不明显。从案件责任落实情况看，有的案件长时间不认定责任，有的案件只认定当事人的责任，对相关领导和人员却不作责任认定，在员工中造成不良影响。在处罚上，有的虽然作了处理，但多是避重就轻；有的只追究基层单位责任，不追究上级管理机构责任，只追究当事人责任，不追究相关领导责任；有的单位不依法依规处理，而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以罚代处，起不到应有的惩戒和警示作用，缺乏应有的威慑力和公信力。
　　各省级联社（银行）要继续把案件专项治理工作摆上重要日程，重点抓，抓重点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深入分析案件特点、原因，制定切实有效措施，把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继续推向深。(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合作部主任　臧景范)